作者：齐邦媛

编者按：齐邦媛（1924—），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1947年到台湾，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本文节选自其著作《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读和背《云雀之歌》的时候，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着必须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艰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学传说，嘉定师管区的军人说：“这些女学生平时那么骄傲。随军进山的时候就骄傲不起来了。”也有人说，“这是左派‘前进分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谣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学向学校建议，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队伍一起随军进山。”

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1945年4月初，在弦歌不绝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戴着脚镣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华，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五年，对我是很长的时间，二十六岁也尚遥远，而我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样子？爸爸信中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岁，“有生之年”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师（指朱光潜，编者注）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而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读雪莱《金舌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为何欢笑》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编辑：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