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波

编者按：著名新闻传播学家、教育家樊凡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16日（美国时间15日）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新闻网特刊发新闻与传播学院单波教授的文章，表达缅怀之情。

珞珈问学三十多年，遇数位良师接引，师生关系早已升华为某种亲情关系。因为心中装着浓浓的亲情，所以有事没事总往老师们那里串串门、聊聊天。今年（2012年——编者注）九月，我的研究生导师樊凡教授虚岁八十，心想，该给老人家过过生日了。十年前我提议给他做七十大寿，被他一口回绝了，还甩下一句：“平凡人家做什么寿！”这次老爷子迎来八十华诞，我想，再平凡的人家也该有个尊老的传统吧，于是就打着弟子们的旗号一次次央求“您总得给弟子们一个聚会的机会吧”，总算打动了老爷子，终于同意过一次生日，但规定仅限于同门弟子之间，不要惊扰其他人。

这就是奉行君子之交的樊老师，始终追求人与人的交往平淡如水，不为名利，不尚虚华，淡泊宁静而又心地亲近，清澈透明而又随缘惜缘。在一个往往靠利益维持关系的社会里，你会自然地感觉樊老师就是一股清泉，不由自主地亲近他。在樊老师身边问学的二十多年，我就一直享受着“清泉心上流”的幸福。

与樊老师的师生缘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我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留校后，一边琢磨着知识的分类与开放这类冷僻的学术问题，一边旁观新闻改革的风起云涌。直到大兴安岭火灾报道、关广梅现象讨论等媒体事件展现新闻作为社会变迁的工具的魅力，我忍不住从治图书馆学的平淡之中出走，跨入热闹而又贫瘠、充满创造机会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就这样我走进了新闻学系的课堂，去接受诸位老师的新闻观启蒙。我记得有点文学情结的我被樊老师典雅的语言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反思所吸引，多次在课下讨教，想不到我的一些浅薄见解入了老师的法眼，以至于热情地把我揽入门下。刚刚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老师又把我送进报社实习，帮我补上新闻实践这一课，让我快速进入“学与思”的语境。从樊老师那里，我才真正明白了君子的为学之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老师所讲的“学”不仅是要广泛读书，更重要的是深入了解新闻界。针对我偏好抽象思维的特点，老师总是提醒我多向新闻实践学习。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我评上教授的那年，樊老师带着我北上京城，顶着呼呼的北风，“游学”于首都新闻界的名流，让我找到了在茫茫书海里读不到的“活的思想和体验”，也灭掉了忝列教授之席的那份浮躁。更让人感动的是，樊老师在调研回来之后，因眼疾复发离开研究工作，丢下一句“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合作吧”，迫使我独立完成了专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事后我才体悟到，“眼疾”只不过是托辞，其中蕴含的是让我独立从事科研的良苦用心啊！

樊老师是典型的谦谦君子，谦逊、宽容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总是乐于听取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包括与他的世界观相左的观点，甚至是一些个人迷茫情绪的发泄，无论什么样的谈话，都能在他那里得到神奇的疏解。1990年从《中国青年报》实习归来，我向他汇报新闻界的困顿，同时倾诉对现状的不满，他在肯定我的责任感的同时，提醒我着眼于人文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二十世纪，为什么西方的声音强大，而我们的声音却那么微弱？这种落差是这样造成的？应该怎样改变？中国新闻业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吗？这些问题引导我走向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并最终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访问心灵：中西新闻思维比较研究》。我有时候斗胆在他面前抨击新闻学，坦言这种学问理性能力不足、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他也不以为忤，反而启发我分析其中的原因，即“就新闻论新闻”，指导我拓宽学术视野。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我引荐给郭齐勇教授，研习中国哲学，侧重于研究新儒家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为从事中西新闻比较研究打牢基础。1994年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樊老师专门送给我一本《辞源》，希望此书能助我读懂古典文献，并在扉页上写着：“只要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找到大海”，其殷殷之情，让人倍感温馨。在他的引导下，我就这样执迷不悟地走在了学术的河流边，在不断追求新知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宁静。

为了使我安心地走在学术的河流边，樊老师总是想尽办法为我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师母史老师甚至帮助我接送小孩，经常做一些美味一起分享，同时还指点孩子教育的迷津，俨然成了一家人。正是在这种亲情之中，我得以快乐地走在学术的河流边，每有新的想法，总要在樊老师家里兴奋地说一通，而樊老师总是谦虚地以对话者的姿态回应着我的观点。令人感佩的是，樊老师退休以后始终保持学习、研究状态，经常到媒体去调研，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各种学术讲座，进课堂去“充电”，阅读海量书籍、报刊，最让人称奇的是，每年到美国去看女儿回来，都能讲一通美国社会文化以及华文传媒研究心得，直到上学期还坚持到我主持的研究生读书会上纵论美国社会文化新现象。好学使得他保持了一种思想的敏锐与精神的达观状态——因为思想敏锐，他总是能指出我的一些思想漏洞与学术缺陷；因为精神达观，他总是能纠正我的一些浮躁之气，反复向我唠叨一句话，“学问不能挟势力以行，要保持精神与思想的独立。”时间久了，也入脑入心了。

如今，樊老师寿登耄耋，跃上人生新高度，依然怀抱理想，弦歌不辍，而我作为学生，在深深祝福他幸福的同时，也幸福地品味着他赐予我的“清泉心上流”的美好感觉。

（编辑：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