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熙保、王爱君、陈吉江、胡跃龙

谭崇台先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最近离开了我们，享年98岁。自1948年从美国留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至今，在武汉大学工作了近70年。谭先生一生的辛勤汗水不仅浇灌了珞珈的枝繁叶茂，也培育灌溉了整个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盛。

厚积薄发，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地说，谭先生的学术研究始于1978年。那一年，他58岁，是一个在大多数人要进入退休人生的年龄，谭先生却开始了其辉煌灿烂的学术青春。谭崇台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术界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门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存在。1980年，谭先生赴美访问期间，敏锐察觉到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建设的应用价值，于是立志把发展经济学作为自己终身研究方向。他在我国学术界创造了多个“第一”：198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评述发展经济学的论文；1984年，他第一个提出要从经济发展思想角度撰写经济学说史；1985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1987年，他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1989年，他出版《发展经济学》一书，第一次全面系统介述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1993年，他出版《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是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专著；1999年，他出版《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专著；2008年，他出版了《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跨期比较研究的学术著作。如此之多的“第一”，为我国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铸就了谭先生的学术辉煌，奠定了他在我国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当代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是从阅读他的论著中获得发展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其科研成果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多项国家级学术大奖。

谭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看经济发展理论的源流》一文中，就提出了撰写经济发展思想史的想法。在1984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明确指出，仅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角度评述西方经济学说史是不够的，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线索研究经济学说史更符合经济学的基本使命，也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代经济学家们的思想脉络。他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在此之前，我国学术界遵循前苏联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的思路，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思路阐述和理解经济学说史，从来没有人从其他角度思考过经济学说史。谭先生带领他的学生一道研究这一课题，经过10年的潜心研究，在1993年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该书的出版实现了谭先生多年的夙愿，填补了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获得教育部首届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1995年）、国家图书奖（199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等多项学术大奖。

进入21世纪后，年过八旬的谭先生仍孜孜不倦地耕耘在发展经济学这块园地上。他把研究方向转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发展研究，这是一个国内国外都没有人研究过的领域。在他的指导下，经过几位弟子的共同努力，2008年出版了《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一书。该书把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并将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跨期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思想影响各国政策制定和经济绩效的机制，进而将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思想放到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进行比较。这个研究思路独树一帜，这种“融论于史、以史立论”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比较发展研究这一领域的空白，2013年获得教育部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

谭先生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见解

谭崇台先生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见解。这里我们只列举几例。

一、谭先生是国内最早阐述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研究中，一般把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不作区分。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国民经济有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投入结构上的变化以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换言之，经济增长的意义较狭，一般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广，一般包括经济结构、甚至某些制度上的变化在内的经济进步。但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一切经济进步的首位的、必要的物质条件……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发生过，但有发展而无增长一般却是不可能的，即使出现，也是短期的、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持续的、全面的。”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谭先生更进一步阐述了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认为发展应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下降、贫困的减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谭先生在30多年前对增长与发展关系的理论阐述是非常深刻和有预见性的。

二、谭先生对经济发展思想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首先，他认为，经济发展思想最早出现在重商主义理论中，下迄20世纪40年代末，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问世之前，从该模型开始，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发展经济学的形成阶段。谭先生对经济发展思想史分期的研究是独特的和富有新意的。其次，谭先生对1850年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段时期所谓经济发展思想的“静态的插曲”也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所谓“静态的插曲”是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100年经济思想史中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增长作为研究主题的情形在1850年的约·斯·穆勒那里消失了，经济学分析转向了静态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理论。谭先生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一，这段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如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发展的研究，约·斯·穆勒的经济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济发展理论，维克塞尔、熊彼特、俄林、柯林·克拉克的经济发展思想。显然，认为这段时期没有经济发展理论的观点忽视了这些重要的理论。其二，即使这段时期转向经济周期、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问题的分析研究，也不能说与经济发展问题无关。实际上，这些所谓静态的分析都与增长和发展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资源配置、收入分配问题就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谭先生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直至当代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西方经济学说史中，长期的、动态的宏观经济分析并未消失，也并未被短期的、静态的微观分析所代替；同时，后一种经济分析也是对前一种经济分析的补充。”

三、对发展经济学第三阶段的理论特征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和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发展经济学界还没有对这一新阶段的理论研究特征做出权威的概括和总结。在详细考察和分析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之后，谭先生敏锐地洞悉新阶段即发展经济学第三个阶段的理论特征：既继承了第二个阶段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同时又纠正了第二个阶段新古典主义的一些理论缺陷，比如忽视政府和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第三个阶段的发展理论对制度和政府的作用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根据这些理论特征，谭先生把第三个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概括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并在国内外第一次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为主线，将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增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看似不相关的突出进展逻辑地串联起来，做出深入细致的学术分析和评价。谭先生对发展经济学新的发展阶段所做的概括、总结和评价非常准确而深刻，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赞誉，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联系实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谭先生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2002年，年逾八旬的谭先生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良心和学术洞察力，审视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国民经济总体上告别短缺的同时所出现的“丰裕中贫困”问题。谭先生认为，这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新问题、一种新现象。这种贫困虽然在表象上与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贫困”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是不同的：不仅存在需求不足和公开失业，而且还存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结构失衡、庞大的隐性失业和绝对贫困等问题。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总是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在“短缺”中摆脱“贫困”，而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丰裕中贫困”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理论研究。因此，剖析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丰裕中贫困”现象，阐述这种新现象的理论蕴涵，研究消除“丰裕中贫困”的发展战略，是谭先生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创新，对于中国正在实施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017年，躺在病榻上的谭先生，与赴医院探望他的学生们交谈时，依然孜孜不忘对发展经济学新问题的探索，期望着早日出院后能够完成一部关于21世纪新发展经济学的著述。但先生也深知自己去日无多，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多次嘱托他的学生们一定要继续这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我们作为后辈，在深切悼念缅怀先生之时，将继承先生的遗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创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开疆辟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稿件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本网编辑：周丽园）